今天一清早，掀开帘子看看，玻璃上已洒满了水珠，啊，真好，又是个下雨天。

守着窗儿，让我慢慢儿回味吧。我那时才六岁呢，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里，天亮了，听到瓦背上哗哗哗的雨声，我就放心了。因为下雨天长工不下田，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，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。这一会儿工夫，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，我舍不得再睡，也不让母亲睡，吵着要她讲故事。母亲闭着眼睛，给我讲雨天的故事。有一个瞎子，雨天没有伞，一个过路人看他可怜，就打伞一路送他回家，瞎子到了家，却说那把伞是他的，还请来邻居评理，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的，伞柄有一个窟窿。说得一点也不错。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，伞主人笑了笑，就把伞让给他了。我说这瞎子好坏啊!母亲说，不是坏，是因为他太穷了，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，才把伞给他的，伞主是个好心人。在曦微的晨光中，我望着母亲的脸，她的额角方方正正，眉毛是细细长长的，眼睛也眯成一条线。教我认字的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，母亲的长相大概也跟菩萨一个样子吧。

雨下得愈大愈好，檐前马口铁落水沟叮叮地响，我就合着节拍唱起山歌来。母亲一起床，我也就跟着起来，顾不得吃早饭，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，顶着雨在院子里玩。阴沟里水满了，白绣球花瓣飘落在烂泥地和水沟里。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“布姑娘”。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，一起向前流。我跟着小木船在烂泥地里踩水，吱嗒吱嗒地响。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。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，他有脚气病，像大黄瓜的肿腿，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。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。

天下雨，长工们就不下田，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。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，嘴巴干了吃柑子。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。一双眼睛盯着牌九，黑黑的四方块上白点点，红点点。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，一会儿推到西边。谁赢谁输都一样有趣。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，雨下大了他们没法下田，就一直这样推牌九推下去。老师喊我去习大字，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：“小春肚子痛，喝了午时茶睡觉了。”老师不会撑着伞来谷仓边找我的。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，也不知我是否上学了，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。下雨天真好，有吃有玩，长工们个个疼我，家里人多，我就不寂寞了。

五月黄梅天，到处黏塌塌的，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，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，坐在廊下赏雨。院子里各种花木，经雨一淋，新绿的枝子，顽皮地张开翅膀，托着娇艳的花朵。冒着微雨，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，那是一丈红。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，木樨花散布着淡淡的幽香。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，下雨天谢得快，我得赶紧爬上去采，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。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，洒了我满头满身。

到了杭州念中学了，下雨天就可以坐叮叮咚咚的包车上学。一直拉进校门，拉到慎思堂门口，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场上体育课，改在健身房玩球，也不必换操衣操裤。我最讨厌灯笼似的黑操裤了。从教室到健身房有一段长长的水泥路，两边碧绿的冬青，碧绿的草坪，一直延伸到健身房后面。同学们起劲地打球，我撑把伞悄悄地溜到这儿来，好隐蔽，好清静。我站在法国梧桐树下，叶子尖滴下的水珠，纷纷落在伞背上，我心里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，因为我想念远在故乡的母亲。下雨天，我格外想她。因为在幼年时，只有雨天里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缠着她，雨给我一份靠近母亲的感觉。

星期天下雨真好，因为“下雨天是打牌天”，姨娘讲的。一打上牌，父亲和她都不再管我了。我可以溜出去看电影，邀同学到家里，爬上三层楼“造反”，进储藏室偷吃金丝蜜枣和巧克力糖，在厨房里守着胖子老刘炒香喷喷的菜，炒好了一定是我吃第一筷。晚上，我可以丢开功课，一心一意看《红楼梦》，父亲不会衔着旱烟管进来逼我背《古文观止》。稀里哗啦的洗牌声，夹在洋洋洒洒的雨声里，给我一万分的安全感。

杭州的西子湖，风雨阴晴，风光不同，然而我总喜欢在雨中徘徊湖畔。从平湖秋月穿林阴道走向孤山，打着伞慢慢散步。心沉静得像进入神仙世界。这位宋朝的进士林和靖，妻梅子鹤，终老是乡，范仲淹曾赞美他“片心高与月徘徊，岂为千钟下钓台。犹笑白云多自在，等闷因雨出山来。”想见这位大文豪和林处士徜徉林泉之间，流连忘返的情趣。我凝望着碧蓝如玉的湖面上，低斜的梅花，却听得放鹤亭中，响起了悠扬的笛声。弄笛的人向我慢慢走来，他低声对我说：“一生知己是梅花。”

二十年了，那笛声低沉而遥远，然而我，仍然依稀听见，在雨中……